2008-7-22 07:39
admin
番禺居民来源
番禺居民来源据考古发掘资料，今番禺小虎鱼尾山出土的石和石斧，黄阁梅山出土的双肩石斧和陶片，均为新石器时代器物，证明今县
境在四五千年前已有人类在这片浅海湾的岛丘上活动。据８０年代文物普查及近年基建平土时发现，在新造北亭的坟头岗、大石飘峰北坡、市
桥崩砂岗等处均发现古墓葬，在沙头龟岗还有毗邻２０多座的古墓群，虽缺乏墓碑和其他文字记载资料，而经考古专家鉴定，多属东汉后期砖
室墓。砖室墓及同时出土的大量陶器，是今县境文明史上的重要物证。但汉代在市桥台地和浅海岛丘上是否已形成村落，则有待进一步发现和
研究。
从现有资料看，今番禺境内的居民除早期原有的南越族人和民外，大多数是历代从中原或长江中下游迁来定居并形成村落的。居民聚居
地即村落的形成和发展，又同沙田的形成和开发垦殖密切相关。
关于居民源流，有些史籍载有南越族人和民的片断资料，旧志和有些族谱载有北人南迁定居番禺的资料，经辑录疏理，虽不齐不备，亦
约略可见先人来此建家立业的踪迹。
南越族和民
南越族人和民是早期在番禺居住繁衍的居民。秦以前，岭南山川阻隔，地僻人稀，在此生养栖息的主要是南越族人。南越族人的特点，除了
史籍所载“断发文身”，“结箕踞”的一些**段之外，其他情况无考。１９７９年，钟村石壁砖厂后山东汉（公元２５～２２０年）墓
出土的陶屋，可算是 《博物志》说的“南越巢居”和《南越志》说的“栅居”的较好注释。至于南越族人是否消失、迁走或被汉族同化等情
况，史籍缺载。其流风余绪，今县境内已无踪迹可寻。
**以前，县内有所谓民。“诸以艇为家，故曰家”（《广东新语·舟语》）。雍正《广东通志》：“户者，其种不可考。以舟
楫为家，以捕鱼为业”。乾隆《番禺县志》所记，大体相同。而且还载“有谓秦使尉屠睢统五军，监禄杀西瓯王，越人皆入丛薄中，莫肯为秦
虏，意即其遣民”。“昔时有称为‘龙户’，齐民则目为‘家’。土人不与结婚，不许陆居。洪武初（１３６８年），编户立里长，属河泊
所，岁收渔课”的记述。但同治《番禺县志》却说“卢亭亦曰卢余，在城东百里，以采藤蛎为业。男女椎（）结，传为卢循（东晋农民起义
领袖）遗种，能伏水数月”。并引宋方信儒诗：“蜗处方舟妄自尊，沈郎百万若云屯。归舟无路寻巢穴，空有卢循旧子孙”为证。二说矛盾，
不知孰是。
清初，番禺民李荣、周玉，“党甚众，其缯船数百，三帆八棹，冲浪如飞”。平南王尚可喜“募以从征，授以武职，安插沙湾、市邸（
即市桥），捕鱼为食”。顺治十八年（１６６１年），“议迁沿海居民于内地”。“大吏令尽撤缯船，泊港汊，迁其孥于城邑。荣、玉失其故
业”（同治《番禺县志》）。李荣、周玉乃于康熙元年（１６６２年）率众起义。旋被尚可喜**，以失败告终。二年，“迁海”令下，“所
有沿海民，悉徙内地”。“巡抚李士桢乃令各县分地安置，番禺户约万人，遂择柳波涌以及泮塘、西村（今皆属广州荔湾区），准其搭寮
栖止。此辈不晓耕作，唯日售其篙橹以糊口”（《南海百咏续编》）。即此可见其生活的艰苦了。由八年开始部分“复界”，至二十二年全面
“复界”这段时间内，他们才先后回到海边。但“还者什只二三，老成凋殁，稚少不识乡里”（施世《靖海纪事》）。
雍正七年（１７２９年）和乾隆三十六年（１７７１年）也曾有过“准其在近水村庄居住，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”，“势豪土棍不得藉端
欺凌驱逐”，“此辈早已当列编氓”两道“上谕”，但在习惯势力笼罩下，民仍然备受岐视和打击。道光《粤东成案初编》卷三十一即载有
“民子孙于改业三世后，报捐监生，唯其姐妹尚与户为姻，仍斥革、拟杖”的案例。直到**时的３０年代，番禺县政府的《番禺沙田建
设新农村办理情形及扩充计划》中，也有“在沙田区有为数不少的民耕作”，“现在沙田之农民，不特九成以上没有土地，即所居宅地，亦
非其所有”的记述。民由于历来备受岐视，所以在建国以前，不论从事水上运输或陆上耕作的民，都讳言其先祖是民，诿说是若干代以
前从某地一些名乡大族“分支”出来的。
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９日，广州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，通过《取消“家”名称，改为水上居民》的决议。县内水上居民也在中共县委、
县政府帮助下，组建水上运输公社和一批渔业社（队），上陆定居，生活条件逐步改善。
秦、汉、晋代移民
秦“二世时（前２０９～２０７年），南海尉任嚣病且死，召龙川令赵陀语曰：‘番禺负山险，阻南海，东西数千里，颇有中国人相辅，
此亦一州之主也，可以立国’”（《史记·南越列传》）。任嚣说的“中国人”，便是指从中原南迁入粤的移民。中原人南迁来粤之事，史籍
多有记载。如“秦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，为五军”，“一军处番禺之都”（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）。“始皇三十三年（前２１４年），发诸
尝逋亡人、赘婿、贾人略取陆梁地，为桂林、象郡、南海，以谪遣戍。三十四年，谪治狱吏不直者，筑长城及南越地”（《史记．秦始皇本纪
》）。二世皇帝元年（前２０９年），“尉陀逾五岭，攻百粤”，“使人上书，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，以为士卒衣补。秦皇帝可，以万五千人
”（《史记·淮南衡山列传》）。汉元鼎五年（前１１１年），“秋，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、下湟水，楼船将军杨补出豫章、下浈水”，
“皆将罪人江淮楼船十万人。越驰义侯遣别将巴蜀罪人，发夜郎兵，下江，咸会番禺”（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）。当时的番禺城（故址今广
州中山四路附近），是赵氏王朝南越国都，虽然“自尉陀初王后，五世九十七岁而国亡焉”（《史记·南越列传》），但一直是岭南地区唯一
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南迁的人理所当然选择在此或附近定居。近年，在新造北亭“山坟头”南坡、大石猛涌“大山林”北坡、市桥崩沙
岗、沙头龟岗等地，相继发现东汉墓葬，适足以说明当时已有人类在此活动了。
东晋时，中原战乱迭起，建国将军陈元德在刘裕篡晋时（４２０年），“弃官挈妻子避迹番禺。其子孙繁衍至今”（乾隆《番禺县志》）
。“初居白水坑，后迁坑头村（今南村镇属）。今石楼、赤岗、文岭岗、白泥涌、上梅坑诸乡，皆其裔也”（同治《番禺县志》）。是见于志
书记述，最早在今县境的南来定居者。
隋、唐、五代移民
隋文帝开皇十四年（５９４年），敕建南海神庙（俗称“波罗庙”）于县属庙头乡（今属广州黄埔区）。海外贸易的远洋船舶皆以此为起
、终点。因商务往来在当地或附近居留的外地人，当有一定数量，也会有一些人落籍番禺，惜史籍失记。
唐太宗贞观四年（６３０年），广州设市舶司管理外国船只。玄宗开元二年（７１４年），宗任广州都督，时民居“皆以竹茅为屋”，
乃“教民烧瓦，改造店肆，自是无燃烧之患”（《旧唐书·本传》）。从这两件事来看，当时是有一定数量的北人南来，就近落籍番禺的，具
体情况，志书缺载。
五代，后梁贞明三年（９１７年）八月，“刘岩（后改名刘，即南汉高祖）即帝位于番禺，国号大越（翌年改为‘汉’），以广州为兴
王府”。“光天元年（９４２年）三月丁丑，高祖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），葬于康陵，即今北亭村东南面青岗（俗称“刘王山”）山麓，置守
陵户若干家。据传说，今新造镇北部的“小谷围”部分村庄个别氏族居民，是当年守陵户的后裔。
宋代移民
唐玄宗开元四年（７１６年），张九龄奉诏开凿梅关驿道以后，北人南下，不须绕道湘桂或越骑田岭入粤，旅程大为缩短。故宋时，特别
是北宋末、南宋初和南宋末、元初两个战争**时期，迫使中原和江南地区居民大量南迁。《宋史·高宗纪》：“建炎元年（１１２７年）冬
，金兵分路南侵”。“官吏士民家属南去者，有司毋禁”。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·绍兴三年（１１３３年）三月癸未条》：“时中原士
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”。这些文献着重说的是“官吏”和“士大夫”，但可想而知，逃难的老百姓一定比官吏更多。他们跋涉千里，越过大庾
岭进入岭南，暂时栖息于珠玑巷一带。郭隆钰《南雄珠玑巷史话》：“南宋极盛时，珠玑巷的商贩和居民曾经有一千多户”。珠玑巷弹丸之地
，人多栖留，自然无法适应，便有一些人“团集商议，以南方烟瘴地面，土广人稀，必有好处”（《石桥谢氏族谱》）。乃沿浈水南下珠江流
域，多是先到广州，然后散居广属各县，开辟草莱，各谋出路。时“番禺县东南成沙最多，迁户十四姓”。其中李姓“落籍沙湾”，几年间，
“居族最巨，灯火万余家”（广州《普渡庵记》）。
南宋恭宗德二年（１２７６年），元兵攻入粤北，寄寓珠玑巷一带的南迁者后人，不得不再次“择地而迁，以咏乐土”（顺德《翁氏族
谱》。他们也多数是先到广州，停留一段时间，然后分散到珠江三角洲各地定居，有些人迁到番禺（今县境）时，已是元代初期。
《石桥谢氏族谱·流徙铭》：“珠玑流徙，罗湛郑张，尹文苏谢，陈麦卢汤，温胡赵伍，曹区李梁，吴冯谭蔡，阮郭廖黄,周黎何陆,高发
其祥”。记的是当年集体南迁的始兴县牛田坊十四鄙珠玑村由罗至高３３姓。近人中山黄慈博（１８８５～１９４６）考证，宋代珠玑巷南迁
氏族，除《流徙铭》记的３３姓外，还有庞、康、唐、邝、丁、石、雷、孔、孙、司徒、邵、任、朱、魏、程、侯、鲍、缪、房、容、潘、冼
、祁、袁、姚、蓝、肖、韩、甘、林、杨、梅、吕、严、刘、关、屈、余、简等４０姓（《珠玑巷民族南迁记》），共７３个姓氏。其中不少
是同姓异宗的，如《流徙铭》中的黄姓有１２家、冯姓有８家、李姓有７家，实际家族为９７户。另外，还有一些是上述７３姓之外的氏族，
更有一些穿凿附会而认同的，实际姓数当逾百计。有认为今县内过半数居民为珠玑巷移民后人，也许不是夸大其词的。
有关珠玑巷人南迁原因，民间传说是因宋帝追缉走失的胡妃（一说苏妃）而引发的。前人已经指出，这些传说（含一些族谱记述）是从宋
人说部《齐东野语》、《咸淳遗事》的记述演变而成。近人也从州县建置、地理环境、文牍格式、族谱纪年各方面论证而加以否定，这里不再
赘述。
明代移民
明洪武元年（１３６８年），“廖永忠为征南将军，朱亮祖副之，从海道取广东。夏四月辛丑，廖至广州，元守臣何真降，广东平”。“
洪武四年，靖海侯吴桢籍方国珍余部，温、台、庆元三府军士，艺秀山无田粮之民，凡十一余人，隶各卫为军”（《明史·太祖纪》）。
驻守番禺的屯兵，有广州左卫十一屯、广州前卫十五屯、从化守御千户所十屯（卫、所、屯皆明代军事编制单位）。平日“三分守望，七
分屯田”。既巡逻警戒、保卫疆土，还垦荒辟土、耕种谋生。缴纳赋税，比一般民户“重十倍，甚至十余倍”（《明清广**会经济形态研究
》）。遇有战争，则“自备粮秣衣甲，随军听调”。且“人丁一经入军，一家便为军户。世代相沿，毋许变更，违者治罪”（《历代兵制浅说
》）。每屯编制１１２人，但部分屯兵有家属随军，实际人数超过编制人数。其后人皆称“军籍”，互相交往，皆称“屯兄”。
明亡后，清廷推行“摊丁入亩”税法，屯兵后人生活，稍有好转。康熙五十五年（１７１９年），“奉旨开设入学额：前卫文武各二名，
左卫文武各一名，从化所文武各一名”。乾隆元年（１７３６年），“凡广府各卫学额并入州学”（同治《番禺县志》），为他们从科举进入
宦途提供方便。雍正三年（１７２５年），“裁并卫所，其屯田粮丁，并归附近州县。而左卫、前卫及从化所则近属番禺，是以归并番禺办理
”（乾隆《番禺县志》）。由备受岐视的军户改为民户之后，社会地位提高，经济随之好转，人口也跟着增加。清末时，“军籍”后人的村庄
建设，比起邻近“民籍”亳不逊色，甚或超过一些。
广州左卫“洪武八年（１３７５年）设。官四十一员，旗军一千三百二十四名”（道光《广东通志》）。辖田步（岳溪、应堂）、明经（
右里）、石头岗（石岗钟姓和市头陈、梁、关、车、萧、吴等姓）、河南地（今属广州海珠区）、官桥（以上茭塘司属），榄山、官涌（含永
善和化龙草堂）、沙涌、新桥、石（含边和孔、简、叶、梁、陈、邝６姓）、虾窝沙（在鱼窝头。以上沙湾司属）等１１屯。“屯田约共
一百六十五顷六十亩，计征屯米二千一百二十六石一斗八升二合九勺”（《番禺县续志》引县署《征粮册》）。雍正初，新桥、沙涌、明经、
官涌、石、官桥、榄山、田步、石头岗等屯（习称“九屯”。河南地和虾窝沙两屯，《续志》仅载其屯田和计征屯米数字，其他情况不详）
，集资在新桥村东建九成书院，为绅士议事和子弟读书之所。订有“守望相助”盟约。并在公尝中拨款资助读书人的“膏火”。**时，改发
“学谷”，每屯年分学谷（办学专用）约二三千斤。
广州前卫“洪武八年设。官三十员，旗军一千五百四十名”（道光《广东通志》）。辖郭下、郭垦、张下、王下、宁下、赵下、彭下、蔡
下、解下、董叶、胡下、万下、林下、唐下、梁下等１５屯（均鹿步司属）。屯田约共三百四十顷七十亩，计征屯米六千零一十九石九斗七升
（《番禺县续志》引县署《征粮册》）。雍正三年，“裁卫归县。十五屯绅士梁永文等联名呈请归番禺管辖。东莞县具详力争。总督檄司委员
会勘详复。奉批饬番禺县辖收管理，东莞县不得混争。立案，永远遵行”（《番禺县续志》）。**时，为十五屯乡，仍属番禺。一向与左卫
九屯交往颇密。１９５０年，划属东莞，今为中堂镇一部。
从化守御千户所“官六员，旗军三百三十四名”（道光《广东通志》）。辖永太、赵陂、握山（以上鹿步司属）、良田、石湖、冯村、水
口、剑岭、甫头、大围（以上慕德里司属）等１０屯。“屯田约共一百四十九顷五十亩，计征屯米一千八百五十七石二斗二升六合”（《番禺
县续志》引县署《征粮册》）。５０年代，上述各屯先后划属广州市郊区和花县。
清及**时期移民
清代，广州附近荒地开发殆尽，已无成批的集体移民。一些人因游宦、经商、做工等原因滞留县内，因而落籍番禺的也非个别。从乾隆七
年（１７４２年）起，惠州、河源周、张两姓和五华、兴宁陈姓的客籍人，先后到大岗定居（即今客家村）。又如乾隆己未（１７３９年）科
状元庄有恭的父亲庄奕仁、**时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和鲁迅夫人许广平的先祖许颖园，也于雍正、乾隆年间，分别由福建闽江和粤东澄海迁
来番禺落籍。国民党核心人物朱执信、古应芬、胡汉民等人的先祖，也于清代落籍番禺，定居地都在“捕属”（今广州）。
**时期，有关外地人来番禺落籍的文献资料，今已难于找到。但因行医、教学、商贸而留居县内积数十年之久，以番禺为其第二故乡的
，大有其人。
建国后移民
建国后，较大批的集体移民有：１９５３年，因兴建南海沙堤机场而迁来沙湾的沙坑村人；１９５６年，由省安置来灵山、沙湾、大石、
石楼海心沙落户的揭阳、潮阳籍人。同年，因兴建磨刀坑水库而迁来茭塘的黄牛窿村人；１９５７年，南岗墩头基渔民迁来莲花山定居；１９
６４年，开平大沙公社兴建水库，库区内的富食村民迁来莲花山林场定居。 历年来到番禺工作的干部、职工、留居县内的上山下乡知识青
年，以及大专毕业生分配来县工作的，有相当一部份人留居县内。近来经济发展，数以十万计的外地民工来番禺做工。这些民工进入的时间不
一，而又去留无定，只属暂住的人口。
番禺居民来源据考古发掘资料，今番禺小虎鱼尾山出土的石和石斧，黄阁梅山出土的双肩石斧和陶片，均为新石器时代器物，证明今县
境在四五千年前已有人类在这片浅海湾的岛丘上活动。据８０年代文物普查及近年基建平土时发现，在新造北亭的坟头岗、大石飘峰北坡、市
桥崩砂岗等处均发现古墓葬，在沙头龟岗还有毗邻２０多座的古墓群，虽缺乏墓碑和其他文字记载资料，而经考古专家鉴定，多属东汉后期砖
室墓。砖室墓及同时出土的大量陶器，是今县境文明史上的重要物证。但汉代在市桥台地和浅海岛丘上是否已形成村落，则有待进一步发现和
研究。
从现有资料看，今番禺境内的居民除早期原有的南越族人和民外，大多数是历代从中原或长江中下游迁来定居并形成村落的。居民聚居
地即村落的形成和发展，又同沙田的形成和开发垦殖密切相关。
关于居民源流，有些史籍载有南越族人和民的片断资料，旧志和有些族谱载有北人南迁定居番禺的资料，经辑录疏理，虽不齐不备，亦
约略可见先人来此建家立业的踪迹。
南越族和民
南越族人和民是早期在番禺居住繁衍的居民。秦以前，岭南山川阻隔，地僻人稀，在此生养栖息的主要是南越族人。南越族人的特点，除了
史籍所载“断发文身”，“结箕踞”的一些**段之外，其他情况无考。１９７９年，钟村石壁砖厂后山东汉（公元２５～２２０年）墓
出土的陶屋，可算是 《博物志》说的“南越巢居”和《南越志》说的“栅居”的较好注释。至于南越族人是否消失、迁走或被汉族同化等情
况，史籍缺载。其流风余绪，今县境内已无踪迹可寻。
**以前，县内有所谓民。“诸以艇为家，故曰家”（《广东新语·舟语》）。雍正《广东通志》：“户者，其种不可考。以舟
楫为家，以捕鱼为业”。乾隆《番禺县志》所记，大体相同。而且还载“有谓秦使尉屠睢统五军，监禄杀西瓯王，越人皆入丛薄中，莫肯为秦
虏，意即其遣民”。“昔时有称为‘龙户’，齐民则目为‘家’。土人不与结婚，不许陆居。洪武初（１３６８年），编户立里长，属河泊
所，岁收渔课”的记述。但同治《番禺县志》却说“卢亭亦曰卢余，在城东百里，以采藤蛎为业。男女椎（）结，传为卢循（东晋农民起义
领袖）遗种，能伏水数月”。并引宋方信儒诗：“蜗处方舟妄自尊，沈郎百万若云屯。归舟无路寻巢穴，空有卢循旧子孙”为证。二说矛盾，
不知孰是。
清初，番禺民李荣、周玉，“党甚众，其缯船数百，三帆八棹，冲浪如飞”。平南王尚可喜“募以从征，授以武职，安插沙湾、市邸（
即市桥），捕鱼为食”。顺治十八年（１６６１年），“议迁沿海居民于内地”。“大吏令尽撤缯船，泊港汊，迁其孥于城邑。荣、玉失其故
业”（同治《番禺县志》）。李荣、周玉乃于康熙元年（１６６２年）率众起义。旋被尚可喜**，以失败告终。二年，“迁海”令下，“所
有沿海民，悉徙内地”。“巡抚李士桢乃令各县分地安置，番禺户约万人，遂择柳波涌以及泮塘、西村（今皆属广州荔湾区），准其搭寮
栖止。此辈不晓耕作，唯日售其篙橹以糊口”（《南海百咏续编》）。即此可见其生活的艰苦了。由八年开始部分“复界”，至二十二年全面
“复界”这段时间内，他们才先后回到海边。但“还者什只二三，老成凋殁，稚少不识乡里”（施世《靖海纪事》）。
雍正七年（１７２９年）和乾隆三十六年（１７７１年）也曾有过“准其在近水村庄居住，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”，“势豪土棍不得藉端
欺凌驱逐”，“此辈早已当列编氓”两道“上谕”，但在习惯势力笼罩下，民仍然备受岐视和打击。道光《粤东成案初编》卷三十一即载有
“民子孙于改业三世后，报捐监生，唯其姐妹尚与户为姻，仍斥革、拟杖”的案例。直到**时的３０年代，番禺县政府的《番禺沙田建
设新农村办理情形及扩充计划》中，也有“在沙田区有为数不少的民耕作”，“现在沙田之农民，不特九成以上没有土地，即所居宅地，亦
非其所有”的记述。民由于历来备受岐视，所以在建国以前，不论从事水上运输或陆上耕作的民，都讳言其先祖是民，诿说是若干代以
前从某地一些名乡大族“分支”出来的。
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９日，广州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，通过《取消“家”名称，改为水上居民》的决议。县内水上居民也在中共县委、
县政府帮助下，组建水上运输公社和一批渔业社（队），上陆定居，生活条件逐步改善。
秦、汉、晋代移民
秦“二世时（前２０９～２０７年），南海尉任嚣病且死，召龙川令赵陀语曰：‘番禺负山险，阻南海，东西数千里，颇有中国人相辅，
此亦一州之主也，可以立国’”（《史记·南越列传》）。任嚣说的“中国人”，便是指从中原南迁入粤的移民。中原人南迁来粤之事，史籍
多有记载。如“秦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，为五军”，“一军处番禺之都”（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）。“始皇三十三年（前２１４年），发诸
尝逋亡人、赘婿、贾人略取陆梁地，为桂林、象郡、南海，以谪遣戍。三十四年，谪治狱吏不直者，筑长城及南越地”（《史记．秦始皇本纪
》）。二世皇帝元年（前２０９年），“尉陀逾五岭，攻百粤”，“使人上书，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，以为士卒衣补。秦皇帝可，以万五千人
”（《史记·淮南衡山列传》）。汉元鼎五年（前１１１年），“秋，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、下湟水，楼船将军杨补出豫章、下浈水”，
“皆将罪人江淮楼船十万人。越驰义侯遣别将巴蜀罪人，发夜郎兵，下江，咸会番禺”（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）。当时的番禺城（故址今广
州中山四路附近），是赵氏王朝南越国都，虽然“自尉陀初王后，五世九十七岁而国亡焉”（《史记·南越列传》），但一直是岭南地区唯一
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南迁的人理所当然选择在此或附近定居。近年，在新造北亭“山坟头”南坡、大石猛涌“大山林”北坡、市桥崩沙
岗、沙头龟岗等地，相继发现东汉墓葬，适足以说明当时已有人类在此活动了。
东晋时，中原战乱迭起，建国将军陈元德在刘裕篡晋时（４２０年），“弃官挈妻子避迹番禺。其子孙繁衍至今”（乾隆《番禺县志》）
。“初居白水坑，后迁坑头村（今南村镇属）。今石楼、赤岗、文岭岗、白泥涌、上梅坑诸乡，皆其裔也”（同治《番禺县志》）。是见于志
书记述，最早在今县境的南来定居者。
隋、唐、五代移民
隋文帝开皇十四年（５９４年），敕建南海神庙（俗称“波罗庙”）于县属庙头乡（今属广州黄埔区）。海外贸易的远洋船舶皆以此为起
、终点。因商务往来在当地或附近居留的外地人，当有一定数量，也会有一些人落籍番禺，惜史籍失记。
唐太宗贞观四年（６３０年），广州设市舶司管理外国船只。玄宗开元二年（７１４年），宗任广州都督，时民居“皆以竹茅为屋”，
乃“教民烧瓦，改造店肆，自是无燃烧之患”（《旧唐书·本传》）。从这两件事来看，当时是有一定数量的北人南来，就近落籍番禺的，具
体情况，志书缺载。
五代，后梁贞明三年（９１７年）八月，“刘岩（后改名刘，即南汉高祖）即帝位于番禺，国号大越（翌年改为‘汉’），以广州为兴
王府”。“光天元年（９４２年）三月丁丑，高祖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），葬于康陵，即今北亭村东南面青岗（俗称“刘王山”）山麓，置守
陵户若干家。据传说，今新造镇北部的“小谷围”部分村庄个别氏族居民，是当年守陵户的后裔。
宋代移民
唐玄宗开元四年（７１６年），张九龄奉诏开凿梅关驿道以后，北人南下，不须绕道湘桂或越骑田岭入粤，旅程大为缩短。故宋时，特别
是北宋末、南宋初和南宋末、元初两个战争**时期，迫使中原和江南地区居民大量南迁。《宋史·高宗纪》：“建炎元年（１１２７年）冬
，金兵分路南侵”。“官吏士民家属南去者，有司毋禁”。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·绍兴三年（１１３３年）三月癸未条》：“时中原士
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”。这些文献着重说的是“官吏”和“士大夫”，但可想而知，逃难的老百姓一定比官吏更多。他们跋涉千里，越过大庾
岭进入岭南，暂时栖息于珠玑巷一带。郭隆钰《南雄珠玑巷史话》：“南宋极盛时，珠玑巷的商贩和居民曾经有一千多户”。珠玑巷弹丸之地
，人多栖留，自然无法适应，便有一些人“团集商议，以南方烟瘴地面，土广人稀，必有好处”（《石桥谢氏族谱》）。乃沿浈水南下珠江流
域，多是先到广州，然后散居广属各县，开辟草莱，各谋出路。时“番禺县东南成沙最多，迁户十四姓”。其中李姓“落籍沙湾”，几年间，
“居族最巨，灯火万余家”（广州《普渡庵记》）。
南宋恭宗德二年（１２７６年），元兵攻入粤北，寄寓珠玑巷一带的南迁者后人，不得不再次“择地而迁，以咏乐土”（顺德《翁氏族
谱》。他们也多数是先到广州，停留一段时间，然后分散到珠江三角洲各地定居，有些人迁到番禺（今县境）时，已是元代初期。
《石桥谢氏族谱·流徙铭》：“珠玑流徙，罗湛郑张，尹文苏谢，陈麦卢汤，温胡赵伍，曹区李梁，吴冯谭蔡，阮郭廖黄,周黎何陆,高发
其祥”。记的是当年集体南迁的始兴县牛田坊十四鄙珠玑村由罗至高３３姓。近人中山黄慈博（１８８５～１９４６）考证，宋代珠玑巷南迁
氏族，除《流徙铭》记的３３姓外，还有庞、康、唐、邝、丁、石、雷、孔、孙、司徒、邵、任、朱、魏、程、侯、鲍、缪、房、容、潘、冼
、祁、袁、姚、蓝、肖、韩、甘、林、杨、梅、吕、严、刘、关、屈、余、简等４０姓（《珠玑巷民族南迁记》），共７３个姓氏。其中不少
是同姓异宗的，如《流徙铭》中的黄姓有１２家、冯姓有８家、李姓有７家，实际家族为９７户。另外，还有一些是上述７３姓之外的氏族，
更有一些穿凿附会而认同的，实际姓数当逾百计。有认为今县内过半数居民为珠玑巷移民后人，也许不是夸大其词的。
有关珠玑巷人南迁原因，民间传说是因宋帝追缉走失的胡妃（一说苏妃）而引发的。前人已经指出，这些传说（含一些族谱记述）是从宋
人说部《齐东野语》、《咸淳遗事》的记述演变而成。近人也从州县建置、地理环境、文牍格式、族谱纪年各方面论证而加以否定，这里不再
赘述。
明代移民
明洪武元年（１３６８年），“廖永忠为征南将军，朱亮祖副之，从海道取广东。夏四月辛丑，廖至广州，元守臣何真降，广东平”。“
洪武四年，靖海侯吴桢籍方国珍余部，温、台、庆元三府军士，艺秀山无田粮之民，凡十一余人，隶各卫为军”（《明史·太祖纪》）。
驻守番禺的屯兵，有广州左卫十一屯、广州前卫十五屯、从化守御千户所十屯（卫、所、屯皆明代军事编制单位）。平日“三分守望，七
分屯田”。既巡逻警戒、保卫疆土，还垦荒辟土、耕种谋生。缴纳赋税，比一般民户“重十倍，甚至十余倍”（《明清广**会经济形态研究
》）。遇有战争，则“自备粮秣衣甲，随军听调”。且“人丁一经入军，一家便为军户。世代相沿，毋许变更，违者治罪”（《历代兵制浅说
》）。每屯编制１１２人，但部分屯兵有家属随军，实际人数超过编制人数。其后人皆称“军籍”，互相交往，皆称“屯兄”。
明亡后，清廷推行“摊丁入亩”税法，屯兵后人生活，稍有好转。康熙五十五年（１７１９年），“奉旨开设入学额：前卫文武各二名，
左卫文武各一名，从化所文武各一名”。乾隆元年（１７３６年），“凡广府各卫学额并入州学”（同治《番禺县志》），为他们从科举进入
宦途提供方便。雍正三年（１７２５年），“裁并卫所，其屯田粮丁，并归附近州县。而左卫、前卫及从化所则近属番禺，是以归并番禺办理
”（乾隆《番禺县志》）。由备受岐视的军户改为民户之后，社会地位提高，经济随之好转，人口也跟着增加。清末时，“军籍”后人的村庄
建设，比起邻近“民籍”亳不逊色，甚或超过一些。
广州左卫“洪武八年（１３７５年）设。官四十一员，旗军一千三百二十四名”（道光《广东通志》）。辖田步（岳溪、应堂）、明经（
右里）、石头岗（石岗钟姓和市头陈、梁、关、车、萧、吴等姓）、河南地（今属广州海珠区）、官桥（以上茭塘司属），榄山、官涌（含永
善和化龙草堂）、沙涌、新桥、石（含边和孔、简、叶、梁、陈、邝６姓）、虾窝沙（在鱼窝头。以上沙湾司属）等１１屯。“屯田约共
一百六十五顷六十亩，计征屯米二千一百二十六石一斗八升二合九勺”（《番禺县续志》引县署《征粮册》）。雍正初，新桥、沙涌、明经、
官涌、石、官桥、榄山、田步、石头岗等屯（习称“九屯”。河南地和虾窝沙两屯，《续志》仅载其屯田和计征屯米数字，其他情况不详）
，集资在新桥村东建九成书院，为绅士议事和子弟读书之所。订有“守望相助”盟约。并在公尝中拨款资助读书人的“膏火”。**时，改发
“学谷”，每屯年分学谷（办学专用）约二三千斤。
广州前卫“洪武八年设。官三十员，旗军一千五百四十名”（道光《广东通志》）。辖郭下、郭垦、张下、王下、宁下、赵下、彭下、蔡
下、解下、董叶、胡下、万下、林下、唐下、梁下等１５屯（均鹿步司属）。屯田约共三百四十顷七十亩，计征屯米六千零一十九石九斗七升
（《番禺县续志》引县署《征粮册》）。雍正三年，“裁卫归县。十五屯绅士梁永文等联名呈请归番禺管辖。东莞县具详力争。总督檄司委员
会勘详复。奉批饬番禺县辖收管理，东莞县不得混争。立案，永远遵行”（《番禺县续志》）。**时，为十五屯乡，仍属番禺。一向与左卫
九屯交往颇密。１９５０年，划属东莞，今为中堂镇一部。
从化守御千户所“官六员，旗军三百三十四名”（道光《广东通志》）。辖永太、赵陂、握山（以上鹿步司属）、良田、石湖、冯村、水
口、剑岭、甫头、大围（以上慕德里司属）等１０屯。“屯田约共一百四十九顷五十亩，计征屯米一千八百五十七石二斗二升六合”（《番禺
县续志》引县署《征粮册》）。５０年代，上述各屯先后划属广州市郊区和花县。
清及**时期移民
清代，广州附近荒地开发殆尽，已无成批的集体移民。一些人因游宦、经商、做工等原因滞留县内，因而落籍番禺的也非个别。从乾隆七
年（１７４２年）起，惠州、河源周、张两姓和五华、兴宁陈姓的客籍人，先后到大岗定居（即今客家村）。又如乾隆己未（１７３９年）科
状元庄有恭的父亲庄奕仁、**时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和鲁迅夫人许广平的先祖许颖园，也于雍正、乾隆年间，分别由福建闽江和粤东澄海迁
来番禺落籍。国民党核心人物朱执信、古应芬、胡汉民等人的先祖，也于清代落籍番禺，定居地都在“捕属”（今广州）。
**时期，有关外地人来番禺落籍的文献资料，今已难于找到。但因行医、教学、商贸而留居县内积数十年之久，以番禺为其第二故乡的
，大有其人。
建国后移民
建国后，较大批的集体移民有：１９５３年，因兴建南海沙堤机场而迁来沙湾的沙坑村人；１９５６年，由省安置来灵山、沙湾、大石、
石楼海心沙落户的揭阳、潮阳籍人。同年，因兴建磨刀坑水库而迁来茭塘的黄牛窿村人；１９５７年，南岗墩头基渔民迁来莲花山定居；１９
６４年，开平大沙公社兴建水库，库区内的富食村民迁来莲花山林场定居。 历年来到番禺工作的干部、职工、留居县内的上山下乡知识青
年，以及大专毕业生分配来县工作的，有相当一部份人留居县内。近来经济发展，数以十万计的外地民工来番禺做工。这些民工进入的时间不
一，而又去留无定，只属暂住的人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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