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-7-22 07: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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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禺村落的形成
番禺村落的形成番禺村落的形成同地理环境，特别是番禺冲缺三角洲形成关系密切。番禺村落的开发及发展经历了几个时期：
晋——唐代
晋代，番禺这一带浅海湾是水上居民、渔民的聚居地。《晋书·陶璜疏》说：“广州南岸周旋六十里不贩服者五万余户，皆蛮杂居”。
这里说的可能包括今东莞、南海，但以今番禺为主。
唐代及以前聚居地的开发多在谷地、垌田台地及平原边缘地带，因为年年要避洪水淹没之灾，而坦田（潮田）收成也不稳定，村落只能在
平原的台地、埔地建立，一般是高出平原一二米的地墩，故有“民多居高阜”之语。市桥台地中央的坑头村在晋代开村，也是现有资料可查的
番禺最早开村的聚居点。
坑头处于市桥台地的浅凹地中，水源较好，属地形平缓的丘陵地，有水源，地开朗，阳光充足，沙泥质土，有肥料便可丰产，较易避洪水
、台风侵袭。东晋元熙二年（４２０年），建国将军陈元德举家迁坑头。据同治《番禺县志》记载：陈元德，东晋秦州南安源道县人（今甘肃
陇西县），生于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（３７２年），历仕孝武帝、安帝、恭帝三朝，征战有功。隆安三年（３９９年），元德与辅国将军刘牢
之奉诏进讨孙恩之乱，以功擢升建国大将军。时值卢循攻陷广州，元德奉命征讨，未果。元熙二年（４２０年），刘裕篡晋，元德弃官携妻小
避居番禺白水坑，后迁坑头。卒于宋孝武帝大明七年（４６３年），子孙蕃衍，今石楼、赤岗、大岭、练溪、梅山诸乡陈姓，皆其后裔。今水
坑西北将军山（鸿鹄岭）有“晋始祖建国大将军陈公墓”，《石楼陈氏家谱》称：“溯自始祖建国将军元德公坑头间祖以来二十二世。至繁衍
公迁居石楼，又为我石楼房族之祖。我族自东晋初至国朝千有余年”。
开村在坑田台地的唐村还有鹤溪、梅山（上坑）、鹤庄、江南（大岗南）、官塘（堂）、大石（在台地边缘岗边）。
宋——元代
入宋，已有在潮田筑堤以护田，河床相对稳定，上游束水归槽，河口淤沙日多。这是中原士民大举南迁，不断开发沙洲滩涂的结果。唐末
五代、北宋末金兵南侵以及南宋末元吞宋之际，北方战火连天，中原人士大举越大庾岭，经南雄珠玑巷而再南迁广州一带，希望“择地而迁，
以咏乐土”。这些南迁移民，不只带来充足的劳动力，而更由于垦地建立家园的决心，又挟有资金和技术，他们南来开发，加速番禺冲缺三角
洲的形成。
这时建村多聚居于市桥台地边缘，南边的有石楼、官涌、南浦、石、小龙、傍江、石岗、市桥、北海、沙湾、古坝、紫坭，西缘的有韦
涌、屏山、钟村、谢村，北边的石壁、会江、大山、礼村、河村、员岗、草堂、新造礼园（崇德、南约、北约），东缘的有柏堂、东南、潭山
、茭塘，小谷围的穗石、北亭，潭洲的上村，黄阁以及蕉门、深湾，南沙的塘坑、板头等，先后成为聚居点。大都聚居在缓坡或平原较高的土
墩上，坦田多为耕作用，所谓“住民耕沙”。例如：沙湾在南排岗，潭山在水牛山和九仔岗高地，钟村在南庄高地，石楼在马鞍山脚下，上村
在潭洲岗边，黄阁建在低岗上。
黄阁的开村，据《小榄麦氏族谱》记载：咸淳九年（１２７３年）二月十六日由南雄珠玑巷起程，“抵广州，五月十五日至香山黄旗角乡
”；“我麦姓五必公均南迁广州，而必达祖遂至黄角。甫抵其境，见两山高峙，石门迥开，溪深谷，土沃泉甘，谓此诚避地也。遂相彼原隰
，筑室而居……捐钱十万，立石基以防水患”。即建屋建庙，修筑石基，在垦荒中筑堤护田。另一王姓迁黄阁，“王元甲……先世籍太原，于
宋季入粤，居雄州，迁广州之黄旗角”（《番禺县续志》）。
潭洲上村，“杨族始祖，自宋靖国年间（１１０１年）由嘉应州迁来，现历二十代”（乾隆《香山县志》）。
沙湾是宋时建村后发展成为一个“烟火万家”的大聚居地。最早居民是苏姓、麦姓，曾、何、李姓稍迟。早期聚居于南排岗，何姓由大岗
边迁入今沙湾村岗口一带，这里有烧窑高地，苏、麦两姓居此，现尚存“麦头”。据《庐江何氏宗支图牒》记载：何族定居沙湾四世祖何德
明，“在绍定六年，择沙湾可居之地，纳入广东常平仓，置得土名第六洲田、乌沙田、蚝门沙田，村后青螺嶂山、大坑山、南牌漩水石、大泽
山、黄桅坑山、土地岗、细岗园场地段，命诸子孙定居焉。”何氏四世祖为李昴英西宾，居西村尾小坑之南。“李氏祖江西泰和人，大观年间
（１１１０年）迁南雄溪塘镇，三世后再迁广州。再三世生李昴英，英二世孙李文光迁沙湾。”（《定香楼集》：《云南武定、军民府知府靖
吾李公行状》）。光绪《广州府志》记载：探花李昴英封番禺开国男，食邑三百户，三子志道勤王有功，赐东莞田八千顷。１９５５年在香港
大屿山发现“李府食邑税山”界石可佐证。
古坝开村，《市桥韩氏族谱序》记有：“九世韩魏公，功高宋室。十四世从会稽徙于广之南雄。十五世、十六世始自南雄入番禺，居于古
坝。留于古坝者四，入市桥者一”。
元代，市桥（石桥）谢氏迁入。《市桥谢氏族谱》记载说：“始祖六郎……自南雄珠玑里迁居番禺慕德里司大田村。八世礼叟，乃迁居市
桥。六郎武仲，生宋咸淳中（１２７０年）。”又说：这里“田野宽平及无势恶把持之处”，“烟瘠地面，土广人稀”，“众相开辟基址，共
结婚姻，朝相见，仍如今日之故乡。”这说明了当时市桥一带，仍“土广人稀”，开垦荒坦，艰苦创业。光绪《石桥谢氏族谱》还记载：谢氏
二世祖宝寿，在元末到石桥，当时“其乡土旷民稀，山泽多遗利，公乃课童力作，治荒以为田，因泽而为塘。既而鱼米狼藉，家日益富，实能
大其先公之业”。
新造礼园黎氏，“先姑苏人，自剌史公仕唐，宦游岭南，因家居南雄珠玑，历宋。……南渡入广，始居番禺之礼园”（《礼园黎氏族谱序
》）。新造《黎氏族谱》又云：始祖念泗，宋徽宗崇宁五年丙戍，以举贤行领荐，历宣待御。南渡至广，居南雄珠玑巷。值寇逼南雄，衣冠之
士多避地于粤。公遂居番禺之礼园乡。”
韦涌西涌和屏山简氏，《粤东简氏大同谱》记载有：“仲立者被契丹之乱。石晋天福七年由汤州迁南雄保昌县珠玑巷。远祖肖二，子念三
，宋开宝间（９６８～９７５年）随父由南雄迁广州大市街。子汝恭，江西临江新喻县儒学教授，宋真宗时（９９８～１０２２年）由大市街
迁番禺县韦涌乡之西涌。”“……珠玑巷，历宋南渡，迁广州大市街，后迁番禺县屏山乡。”
小龙曾姓，“南宋初迁南雄保昌珠玑巷，继迁羊城，弟仕行居番禺小龙”（《小龙曾氏族谱》）。
同样，沙亭屈氏也是从珠玑巷迁来。“屈氏，原岭南道南雄府始兴县沙水里珠玑巷人。其先出于楚，宦游入岭南，遂居焉。”“卜居番禺
之沙亭。”
在唐末宋初开村的谢村和北亭，与南汉小朝廷还沾上一点关系。据说谢村原名大福乡，杨姓有一女被选为南汉王妃，她时虑娘家水患，王
赐其家乡建桥，村民名之“谢恩桥”，改村名谢恩村，后简为谢村。北亭因附近曾被南汉王刘辟为昌华苑（今昌华市）；又因刘隐、刘父
子墓葬于此（即襄陵、康陵），设南北两亭驻兵守陵，故名北亭。
明、清聚落
随着人口日增，明清两代原大谷围的市桥台地、小谷围及黄阁、潭洲等丘陵洲岛的村落日增。这些民田区村庄，自宋元建村，子孙蕃衍，
至明清更加兴旺。聚族而居的氏族，兴建有宏壮的祠堂。如沙湾何氏留耕堂、石楼陈氏善世堂、南村邬氏光大堂、员岗崔氏大昌堂等，就是建
筑精美而恢宏的祠堂。至清末，族田约占总耕地的一半；而族田的增加，同通过宗族的力量大规模开发沙田是分不开的。
明清两代，尤其清道光以后，沙田的开垦进入鼎盛期，需要大量劳动力。原来民田区村庄及老沙田区（半沙民区）“住民耕沙”的村民，
耕的“沙”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远。有些拍围较早的“沙”，到清末已成为聚居点。不过都是四处迁来租佃当地族田或地主田的“耕仔”（佃户
），不同于民田区自宋以来的“聚族而居”的居民。
明初，市桥台地南边建立的九屯：明经、田步（岳溪、应塘）、官桥、官涌、石、沙涌、新桥、石头岗（石岗）、榄山是洪武八年（１
３７５年）广州左卫官兵及移民来屯田开村的。明代开村还有：潭洲放马村（１４２６～１５０４年），大岗的客家村（１５７３～１６２１
年），南沙的合成村（１４７６～１５７３年）和东瓜宇。市桥台地及小谷围、潭洲丘陵的民田村落，明末前都已开村。
清代，大谷围、潭洲、南沙、黄阁等四周的沙坦围田及沙洲拍围后均已成村，大都是老围田。如北边的南浦、洛溪、沙溪、大兴、大维，
东边的胜洲、沙南、心沙、南派，南边的观龙、海傍、雁洲、低涌、长坦、大涌口、西樵，骝岗涌西岸的南边月（大乌）、蚝下、细沥、鱼窝
头、东涌、南涌、沙鼻梁，榄核的张松、六村、大凹，灵山的龟岗，潭洲的岭东、苏十顷、大元等。
清代是番禺三角洲沙田开垦面积最快最大时期，在村落的发展上有两个特点。一是原来的大村（大都是宋村）的规模日大,人口日众,地主
和宗族拥有的新垦沙田日多,“住民”所有的“耕沙”日多而愈远。如沙湾、石楼等村就是典型。二是新垦的沙田围田虽已形成聚居点，由于沿
围堤搭建茅寮，居民成带状聚居，形成村落很分散，俗称“围口”或“沙所”，至清末也未成为行政村。清光绪年间，禺南（沙湾、茭塘两司
）紫坭——沙湾——市桥——石楼这一条线以南的行政村，仅有大凹（坳）、南边月（大乌）、大涌口、龟岗（灵山）等称为“散乡”的几个
村（见《番禺县续志》）。至**末年（１９４９年）这片沙田以及狮子洋的海心沙都未成立独立的行政乡，而是分别属于九如、沙湾、市桥
、同安（石）、岗尾（石楼）等乡管辖。至解放初的１９５０年，才分别设立榄核、灵山、壕下、大乌、沙鼻、金沙乡。
沙湾村的发展是一个典型。自宋开村后，至明代已有万余家。明《广州普渡庵记》称：“番禺之东南沙湾，实宋丞 相（按：应是尚书）
李忠简之故里也，居族最巨，烟火万家。”何氏族田留耕堂田产的发展，尤其令人瞩目。留耕堂是何氏的大宗祠，是元朝至元十二年（１２７
５年）为祀奉其始迁祖何德明而建。据《留耕堂祖尝契券各件汇记簿》记载：明万历十五年（１５８７年）仅有族田１４亩，万历四十四年（
１６１６年）增至２１１４亩，康熙五十七年（１７１８年）增到１６４０９亩，乾隆（１７３６～１７９５年）为３１６７６亩，**９年
达５６５７５亩。留耕堂占有的沙田约占当时全县沙田的五分之一，包括蚝门沙、大小乌沙、子沙、尾、西樵、濠下新沙、白水潭、大沙头
子沙、三洲围、伞洲沙、大坳沙、青沙、下庙贝沙、牛沙、亭角洲、益生围等。留耕堂族田的来源有：领赏（官赐）、买受（族人捐赠）、
占夺和报承所得（报耕方形成之沙坦）。据统计，除领赏三项（万历十五年两项、光绪十五年一项）共１３００亩，占总亩数２３％；买受
７９７６亩，占１４１％；通过诉讼占夺等原因，得来１０７１亩，占１９％； 余下４６２３７亩，均为报承所得，占８１７％。乾隆
年间， 留耕堂曾铸有铁牛４０只，在未成沙前将它抛入海中，等待成沙之后，铁牛便作为流沙的物证，并通过移动铁牛，达到占有沙田的目的
（现在留耕堂还陈列有何肯思堂，何思贤堂的铁牛实物）。至于何氏族人捐出田，《番禺县续志·何会祥传》中有一段记载：何会祥于乾隆四
十八年（１７８３年）中举后，“渐富田宅。”“适邑有甲乙二姓争青乌沙田，讼于官，慨然曰：我的田，留之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，或因权
利而自相争讼，或因势弱而他族欺凌，是为二姓之续也。与其为一家私产，曷若为阖族公业，可期永久。”“遂割所有田为始祖尝业，其后此
田子母相生万有余亩，田税为一邑冠。”
**至当代
**以来，随着沙田拍围向南发展，筑围后佃户逐渐形成相对定居的聚落，如榄核的万安围、甘岗下围、牛角上围、湄围、八沙涌、新
涌等自然村。１９５０年从原属九如、沙湾两乡的“围口”沙田中划出成立榄核、灵山、濠下、大乌、沙鼻五乡，其中榄核乡辖下10个行政村
（１～１０村）。１９５３年土改后这10个行政村又合并成榄核、浅海、大坳等3个小乡。１９５６～１９５７年农业合作化后，按高级农业合
作社为单位，发展形成８０年代的行政村（有些大村成立４～５个农业社，便人为地分成了四五个行政村，如沙湾、石壁、钟村、新造礼园等
）。
５０年代新形成的村落，一是渔业村，如１９５８年莲花山渔业乡建立了群星、明星、卫星、东星等４个渔村（从全县各地迁来渔民户组
成）；二是外地移民组成的村，如沙湾的沙坑村（从南海迁来），以及潮汕移民、城市移民组成的万顷沙工人村。７０年代，随着围垦事业的
发展，在万顷沙尾１３～１４涌形成新垦的工程村以及红海、红江、红洋、红港等村落。
番禺村落的形成番禺村落的形成同地理环境，特别是番禺冲缺三角洲形成关系密切。番禺村落的开发及发展经历了几个时期：
晋——唐代
晋代，番禺这一带浅海湾是水上居民、渔民的聚居地。《晋书·陶璜疏》说：“广州南岸周旋六十里不贩服者五万余户，皆蛮杂居”。
这里说的可能包括今东莞、南海，但以今番禺为主。
唐代及以前聚居地的开发多在谷地、垌田台地及平原边缘地带，因为年年要避洪水淹没之灾，而坦田（潮田）收成也不稳定，村落只能在
平原的台地、埔地建立，一般是高出平原一二米的地墩，故有“民多居高阜”之语。市桥台地中央的坑头村在晋代开村，也是现有资料可查的
番禺最早开村的聚居点。
坑头处于市桥台地的浅凹地中，水源较好，属地形平缓的丘陵地，有水源，地开朗，阳光充足，沙泥质土，有肥料便可丰产，较易避洪水
、台风侵袭。东晋元熙二年（４２０年），建国将军陈元德举家迁坑头。据同治《番禺县志》记载：陈元德，东晋秦州南安源道县人（今甘肃
陇西县），生于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（３７２年），历仕孝武帝、安帝、恭帝三朝，征战有功。隆安三年（３９９年），元德与辅国将军刘牢
之奉诏进讨孙恩之乱，以功擢升建国大将军。时值卢循攻陷广州，元德奉命征讨，未果。元熙二年（４２０年），刘裕篡晋，元德弃官携妻小
避居番禺白水坑，后迁坑头。卒于宋孝武帝大明七年（４６３年），子孙蕃衍，今石楼、赤岗、大岭、练溪、梅山诸乡陈姓，皆其后裔。今水
坑西北将军山（鸿鹄岭）有“晋始祖建国大将军陈公墓”，《石楼陈氏家谱》称：“溯自始祖建国将军元德公坑头间祖以来二十二世。至繁衍
公迁居石楼，又为我石楼房族之祖。我族自东晋初至国朝千有余年”。
开村在坑田台地的唐村还有鹤溪、梅山（上坑）、鹤庄、江南（大岗南）、官塘（堂）、大石（在台地边缘岗边）。
宋——元代
入宋，已有在潮田筑堤以护田，河床相对稳定，上游束水归槽，河口淤沙日多。这是中原士民大举南迁，不断开发沙洲滩涂的结果。唐末
五代、北宋末金兵南侵以及南宋末元吞宋之际，北方战火连天，中原人士大举越大庾岭，经南雄珠玑巷而再南迁广州一带，希望“择地而迁，
以咏乐土”。这些南迁移民，不只带来充足的劳动力，而更由于垦地建立家园的决心，又挟有资金和技术，他们南来开发，加速番禺冲缺三角
洲的形成。
这时建村多聚居于市桥台地边缘，南边的有石楼、官涌、南浦、石、小龙、傍江、石岗、市桥、北海、沙湾、古坝、紫坭，西缘的有韦
涌、屏山、钟村、谢村，北边的石壁、会江、大山、礼村、河村、员岗、草堂、新造礼园（崇德、南约、北约），东缘的有柏堂、东南、潭山
、茭塘，小谷围的穗石、北亭，潭洲的上村，黄阁以及蕉门、深湾，南沙的塘坑、板头等，先后成为聚居点。大都聚居在缓坡或平原较高的土
墩上，坦田多为耕作用，所谓“住民耕沙”。例如：沙湾在南排岗，潭山在水牛山和九仔岗高地，钟村在南庄高地，石楼在马鞍山脚下，上村
在潭洲岗边，黄阁建在低岗上。
黄阁的开村，据《小榄麦氏族谱》记载：咸淳九年（１２７３年）二月十六日由南雄珠玑巷起程，“抵广州，五月十五日至香山黄旗角乡
”；“我麦姓五必公均南迁广州，而必达祖遂至黄角。甫抵其境，见两山高峙，石门迥开，溪深谷，土沃泉甘，谓此诚避地也。遂相彼原隰
，筑室而居……捐钱十万，立石基以防水患”。即建屋建庙，修筑石基，在垦荒中筑堤护田。另一王姓迁黄阁，“王元甲……先世籍太原，于
宋季入粤，居雄州，迁广州之黄旗角”（《番禺县续志》）。
潭洲上村，“杨族始祖，自宋靖国年间（１１０１年）由嘉应州迁来，现历二十代”（乾隆《香山县志》）。
沙湾是宋时建村后发展成为一个“烟火万家”的大聚居地。最早居民是苏姓、麦姓，曾、何、李姓稍迟。早期聚居于南排岗，何姓由大岗
边迁入今沙湾村岗口一带，这里有烧窑高地，苏、麦两姓居此，现尚存“麦头”。据《庐江何氏宗支图牒》记载：何族定居沙湾四世祖何德
明，“在绍定六年，择沙湾可居之地，纳入广东常平仓，置得土名第六洲田、乌沙田、蚝门沙田，村后青螺嶂山、大坑山、南牌漩水石、大泽
山、黄桅坑山、土地岗、细岗园场地段，命诸子孙定居焉。”何氏四世祖为李昴英西宾，居西村尾小坑之南。“李氏祖江西泰和人，大观年间
（１１１０年）迁南雄溪塘镇，三世后再迁广州。再三世生李昴英，英二世孙李文光迁沙湾。”（《定香楼集》：《云南武定、军民府知府靖
吾李公行状》）。光绪《广州府志》记载：探花李昴英封番禺开国男，食邑三百户，三子志道勤王有功，赐东莞田八千顷。１９５５年在香港
大屿山发现“李府食邑税山”界石可佐证。
古坝开村，《市桥韩氏族谱序》记有：“九世韩魏公，功高宋室。十四世从会稽徙于广之南雄。十五世、十六世始自南雄入番禺，居于古
坝。留于古坝者四，入市桥者一”。
元代，市桥（石桥）谢氏迁入。《市桥谢氏族谱》记载说：“始祖六郎……自南雄珠玑里迁居番禺慕德里司大田村。八世礼叟，乃迁居市
桥。六郎武仲，生宋咸淳中（１２７０年）。”又说：这里“田野宽平及无势恶把持之处”，“烟瘠地面，土广人稀”，“众相开辟基址，共
结婚姻，朝相见，仍如今日之故乡。”这说明了当时市桥一带，仍“土广人稀”，开垦荒坦，艰苦创业。光绪《石桥谢氏族谱》还记载：谢氏
二世祖宝寿，在元末到石桥，当时“其乡土旷民稀，山泽多遗利，公乃课童力作，治荒以为田，因泽而为塘。既而鱼米狼藉，家日益富，实能
大其先公之业”。
新造礼园黎氏，“先姑苏人，自剌史公仕唐，宦游岭南，因家居南雄珠玑，历宋。……南渡入广，始居番禺之礼园”（《礼园黎氏族谱序
》）。新造《黎氏族谱》又云：始祖念泗，宋徽宗崇宁五年丙戍，以举贤行领荐，历宣待御。南渡至广，居南雄珠玑巷。值寇逼南雄，衣冠之
士多避地于粤。公遂居番禺之礼园乡。”
韦涌西涌和屏山简氏，《粤东简氏大同谱》记载有：“仲立者被契丹之乱。石晋天福七年由汤州迁南雄保昌县珠玑巷。远祖肖二，子念三
，宋开宝间（９６８～９７５年）随父由南雄迁广州大市街。子汝恭，江西临江新喻县儒学教授，宋真宗时（９９８～１０２２年）由大市街
迁番禺县韦涌乡之西涌。”“……珠玑巷，历宋南渡，迁广州大市街，后迁番禺县屏山乡。”
小龙曾姓，“南宋初迁南雄保昌珠玑巷，继迁羊城，弟仕行居番禺小龙”（《小龙曾氏族谱》）。
同样，沙亭屈氏也是从珠玑巷迁来。“屈氏，原岭南道南雄府始兴县沙水里珠玑巷人。其先出于楚，宦游入岭南，遂居焉。”“卜居番禺
之沙亭。”
在唐末宋初开村的谢村和北亭，与南汉小朝廷还沾上一点关系。据说谢村原名大福乡，杨姓有一女被选为南汉王妃，她时虑娘家水患，王
赐其家乡建桥，村民名之“谢恩桥”，改村名谢恩村，后简为谢村。北亭因附近曾被南汉王刘辟为昌华苑（今昌华市）；又因刘隐、刘父
子墓葬于此（即襄陵、康陵），设南北两亭驻兵守陵，故名北亭。
明、清聚落
随着人口日增，明清两代原大谷围的市桥台地、小谷围及黄阁、潭洲等丘陵洲岛的村落日增。这些民田区村庄，自宋元建村，子孙蕃衍，
至明清更加兴旺。聚族而居的氏族，兴建有宏壮的祠堂。如沙湾何氏留耕堂、石楼陈氏善世堂、南村邬氏光大堂、员岗崔氏大昌堂等，就是建
筑精美而恢宏的祠堂。至清末，族田约占总耕地的一半；而族田的增加，同通过宗族的力量大规模开发沙田是分不开的。
明清两代，尤其清道光以后，沙田的开垦进入鼎盛期，需要大量劳动力。原来民田区村庄及老沙田区（半沙民区）“住民耕沙”的村民，
耕的“沙”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远。有些拍围较早的“沙”，到清末已成为聚居点。不过都是四处迁来租佃当地族田或地主田的“耕仔”（佃户
），不同于民田区自宋以来的“聚族而居”的居民。
明初，市桥台地南边建立的九屯：明经、田步（岳溪、应塘）、官桥、官涌、石、沙涌、新桥、石头岗（石岗）、榄山是洪武八年（１
３７５年）广州左卫官兵及移民来屯田开村的。明代开村还有：潭洲放马村（１４２６～１５０４年），大岗的客家村（１５７３～１６２１
年），南沙的合成村（１４７６～１５７３年）和东瓜宇。市桥台地及小谷围、潭洲丘陵的民田村落，明末前都已开村。
清代，大谷围、潭洲、南沙、黄阁等四周的沙坦围田及沙洲拍围后均已成村，大都是老围田。如北边的南浦、洛溪、沙溪、大兴、大维，
东边的胜洲、沙南、心沙、南派，南边的观龙、海傍、雁洲、低涌、长坦、大涌口、西樵，骝岗涌西岸的南边月（大乌）、蚝下、细沥、鱼窝
头、东涌、南涌、沙鼻梁，榄核的张松、六村、大凹，灵山的龟岗，潭洲的岭东、苏十顷、大元等。
清代是番禺三角洲沙田开垦面积最快最大时期，在村落的发展上有两个特点。一是原来的大村（大都是宋村）的规模日大,人口日众,地主
和宗族拥有的新垦沙田日多,“住民”所有的“耕沙”日多而愈远。如沙湾、石楼等村就是典型。二是新垦的沙田围田虽已形成聚居点，由于沿
围堤搭建茅寮，居民成带状聚居，形成村落很分散，俗称“围口”或“沙所”，至清末也未成为行政村。清光绪年间，禺南（沙湾、茭塘两司
）紫坭——沙湾——市桥——石楼这一条线以南的行政村，仅有大凹（坳）、南边月（大乌）、大涌口、龟岗（灵山）等称为“散乡”的几个
村（见《番禺县续志》）。至**末年（１９４９年）这片沙田以及狮子洋的海心沙都未成立独立的行政乡，而是分别属于九如、沙湾、市桥
、同安（石）、岗尾（石楼）等乡管辖。至解放初的１９５０年，才分别设立榄核、灵山、壕下、大乌、沙鼻、金沙乡。
沙湾村的发展是一个典型。自宋开村后，至明代已有万余家。明《广州普渡庵记》称：“番禺之东南沙湾，实宋丞 相（按：应是尚书）
李忠简之故里也，居族最巨，烟火万家。”何氏族田留耕堂田产的发展，尤其令人瞩目。留耕堂是何氏的大宗祠，是元朝至元十二年（１２７
５年）为祀奉其始迁祖何德明而建。据《留耕堂祖尝契券各件汇记簿》记载：明万历十五年（１５８７年）仅有族田１４亩，万历四十四年（
１６１６年）增至２１１４亩，康熙五十七年（１７１８年）增到１６４０９亩，乾隆（１７３６～１７９５年）为３１６７６亩，**９年
达５６５７５亩。留耕堂占有的沙田约占当时全县沙田的五分之一，包括蚝门沙、大小乌沙、子沙、尾、西樵、濠下新沙、白水潭、大沙头
子沙、三洲围、伞洲沙、大坳沙、青沙、下庙贝沙、牛沙、亭角洲、益生围等。留耕堂族田的来源有：领赏（官赐）、买受（族人捐赠）、
占夺和报承所得（报耕方形成之沙坦）。据统计，除领赏三项（万历十五年两项、光绪十五年一项）共１３００亩，占总亩数２３％；买受
７９７６亩，占１４１％；通过诉讼占夺等原因，得来１０７１亩，占１９％； 余下４６２３７亩，均为报承所得，占８１７％。乾隆
年间， 留耕堂曾铸有铁牛４０只，在未成沙前将它抛入海中，等待成沙之后，铁牛便作为流沙的物证，并通过移动铁牛，达到占有沙田的目的
（现在留耕堂还陈列有何肯思堂，何思贤堂的铁牛实物）。至于何氏族人捐出田，《番禺县续志·何会祥传》中有一段记载：何会祥于乾隆四
十八年（１７８３年）中举后，“渐富田宅。”“适邑有甲乙二姓争青乌沙田，讼于官，慨然曰：我的田，留之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，或因权
利而自相争讼，或因势弱而他族欺凌，是为二姓之续也。与其为一家私产，曷若为阖族公业，可期永久。”“遂割所有田为始祖尝业，其后此
田子母相生万有余亩，田税为一邑冠。”
**至当代
**以来，随着沙田拍围向南发展，筑围后佃户逐渐形成相对定居的聚落，如榄核的万安围、甘岗下围、牛角上围、湄围、八沙涌、新
涌等自然村。１９５０年从原属九如、沙湾两乡的“围口”沙田中划出成立榄核、灵山、濠下、大乌、沙鼻五乡，其中榄核乡辖下10个行政村
（１～１０村）。１９５３年土改后这10个行政村又合并成榄核、浅海、大坳等3个小乡。１９５６～１９５７年农业合作化后，按高级农业合
作社为单位，发展形成８０年代的行政村（有些大村成立４～５个农业社，便人为地分成了四五个行政村，如沙湾、石壁、钟村、新造礼园等
）。
５０年代新形成的村落，一是渔业村，如１９５８年莲花山渔业乡建立了群星、明星、卫星、东星等４个渔村（从全县各地迁来渔民户组
成）；二是外地移民组成的村，如沙湾的沙坑村（从南海迁来），以及潮汕移民、城市移民组成的万顷沙工人村。７０年代，随着围垦事业的
发展，在万顷沙尾１３～１４涌形成新垦的工程村以及红海、红江、红洋、红港等村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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